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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延，渐以陵替。

[78]该款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调用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我国法律监督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这与我国人民检察院实行检察长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有关。

问题在于，应当就哪些问题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客观原则要求检察官忠于事实真相，全面考虑，公正地采取行动。[14]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49年—195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法律监督是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检察权指的就是检察机关所行使的法律监督权。樊崇义：《法律监督职能哲理论纲》，《人民检察》2010年第1期，第19页。

据学者的解释，将上述机构排除出一般监督的监督范围，主要是因为苏联检察长要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苏联人民委员会负责，[35]对它们进行监督，可能会损害党的领导以及苏维埃制度。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政协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民主监督。如何分离规范的二重性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解决，(43)不必然推出一般违法性的存在。

(25)用更加哲学化的表述，这里所说的法益本质上就是为整个共同体所认同、共享的一系列公共价值，例如生命、自由、财产等等，正是基于对这些公共价值的理解和确认而产生了调整性规则。前置命题是指，一般违法性在逻辑上优先于部门法违法性，且所有部门法违法性判断都前置了一般违法性判断。这是因为道德义务是使用义务概念最典型的情境，对道德义务概念的反思能够在义务概念的一般层面给出启发。(42)参见王昭武：《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第187页。

许多学者都尝试说明法秩序的统一性与违法性判断的相对独立性如何能够兼容，进而解决实践中的部门法违法性协调难题。哪种理解更好，取决于如何理解法律义务概念最能凸显法律义务的实践差异性。

以刑事违法性为例，刑法的内在道德是报应正义，报应正义所关联的禁止理由是法益侵害。当然，以管制刀具为标的的买卖行为可能无效，但这是因为管制刀具不受物权法保护，与持有管制刀具本身的违法性是两个问题。简言之，一般违法性并非部门法违法性的上位或前置概念，而是对已经具有部门法固有违法性的行为所做出的第二次评价，考察其是否能够被法秩序内部的其他正当化理由所正当化，后置于部门法固有违法性判断，因此才被称作一般违法性后置论。第二，部门法的管辖领域。

之所以说上述看法支持了前置命题，是因为调整性规则阶段的判断本质上就是一般违法性判断，而行为的一般违法性又取决于对公共价值的理解和权衡。而可罚的违法性说明了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相对独立性，为法官裁判提供依据。由于一般违法性前置是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最突出的特征，下文也将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称为一般违法性前置论。这种局部版本的特殊分支认为，只有刑事违法性预设了一般违法性，因为刑法是整体法秩序的保障法。

第三种质疑认为，可禁止性与可回应性之间不可分离，而是存在必然关联。虽然一般违法性是特定部门法可回应性的必要条件，但前者并非后者的充分条件，需要引入其他考量因素来确定法律是否回应以及回应的具体方式。

当不同法律规范属于同一位阶时，则通常遵循新法优先于旧法、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规则。本文将重点讨论普遍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是局部立场的直接推论，且更具有一般性的法理论意义。

禁止和惩罚法益侵害行为未必总是能有助于法益保护，而实现特定法益的保护也可以通过禁止和惩罚不具有法益侵犯性的行为实现。而裁判属性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对各方利益的公正分配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公正制裁。个别规范之间的矛盾本身不必然意味着整体法秩序不存在单一判断，法秩序没有必要坚持个别规范一致意义上的存在论统一，故而也不能以之为基础论证一般违法性概念的必要性。第一，公共价值与部门法实践的关系。简言之，之所以要将刑法上的禁止理由与民法上的禁止理由区别开来，是因为如此才能解释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形态上的重要区别。不仅如此，法律回应的具体妥当方式还直接规定了义务的内容。

法秩序统一的本质并非规范统一或价值统一，而是整体法秩序的判断统一，故而一般违法性不是冗余概念。第一种质疑认为，一般违法性概念是冗余的。

批判法学试图揭示传统民法教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指出看似中立客观的法学范畴背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利益考量。简言之，法律上的单纯义务既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又对于行为指引没有任何额外的实践意义，因为这类义务已经被社会道德所覆盖。

同时也缺乏对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各个命题的体系性检讨。本文将同时支持必要性命题、后置命题和必然关联命题，并将这三个命题组合而成的立场成为一般违法性后置论。

(50)而刑法所关联的政治目的就是法益保护，也即只有当禁止和惩罚某行为有助于法益保护时，该行为才可能具备刑事违法性。可是如何能够在不依赖于部门法违法性判断的前提下判断一般违法性?本文认为田宏杰教授提供了一个值得考察的完整理论方案。See H.L.A.Hart,Punishment and Responsibi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8-13; Douglas Husak,Overcrimin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21.(50)See John Gardner,Offences and Defences:Selected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Crimi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91-120。注释：①参见陈金钊、吴冬兴：《论法秩序统一性视角下违法判断的法域协调》，《东岳论丛》2021年第8期，第162页

例如，面对新兴科学技术，部门法学者的典型作业方式，是在制定法体系的框架下推论法律后果和责任分配。这是因为，案件的相似性是一种评价事实，评价的标准取决于对同案同判的整体理解。

法律人思维的话题，是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争论的先声，后果考量的性质与地位问题，仍然将贯穿在后一场争论当中。整体来看，由于域外的代表性学者仍然构成这场争鸣的基石，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在我国虽然不剑拔弩张，但是已经各自走向精耕细作和蓄势待发。

如果按照法概念论、法认识论和法伦理学的三分法，法理学对部门法实践的意义是能够以不同方式改变疑难案件的裁判思路和结果，法理学与法教义学知识则存在抽象与反哺、输入与运用、蕴含或融合的三重关系。其三，同案同判本身不仅是构成性义务，而且是相对于依法裁判的深层次义务。

法理学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只关注唯一一个根本问题。例外论主张，在通常情况下，传统的法律方法足以应对司法实践，这也符合法律安定性的价值要求，因此后果考量仅仅出场于疑难案件。而一般法伦理学实在不便反思这些价值基础，它对普遍价值的提炼（例如正义）又通常只是高度抽象的。共识当然不等同于真理，但是知道什么是错误以及为什么错误，也就离一个正确的答案越靠近。

关于同类案件的适用规则，分歧在于它们究竟是对拟适用的法律条文的指引、还是可以直接作为支撑裁决结果的理由。在2006年召开的首届全国法学方法论论坛上，舒国滢教授以我们时代的法学为什么需要重视方法为题作了基调演讲，指出当时的中国学者尚不明确法学的性质和立场，法学知识的生产过程缺乏秩序，也不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助益，进而呼吁转向法教义学的理论脉络。

部门法理学仅涉及部门法学特殊的基础问题，包括民法哲学、刑法哲学、宪法哲学等分支。刑法的法律渊源范围最为狭窄，刑法条文的解释也最为严格，法律续造甚至受到禁止。

利益论/意志论立场的不同，新兴权利的形成理由也将大不相同。这是因为，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等等学科，以及这些学科的不同内部分支，都可以是法理学的理论资源，打造一个兼容并包的法理学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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